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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云节约思想的内涵及时代意义(3)
4.精简人员,节约行政支出
机关和企业行政办公中的浪费现象也受到陈云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行政浪费主要体现在机构人员编制过大、许多政府和企业单位人浮于事、行政管理费预算偏高等方面。《人民日报》曾报道:1955年中央一级的部委,5千人以上的有5个,4千人以上的有1个,3千人以上的有4个,其它2千和1千人的就更多了。机关人员增多的结果严重地浪费了国家的财力和人力。(21)《展开全面节约运动》,《人民日报》1955年5月14日。陈云早已指出,“今后凡属新开的工厂,新办的机关、学校,首先一律不招收职工和工作人员,所需的职员、工人必须在自己管辖的单位中抽调;不足之数,经过有关机关批准,向别的部门抽调;仍然不够,经过批准,才可以招新工。”(22)《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32页。1957年陈云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必须改变管理机关人浮于事的现象,认真实行精简上层、加强下层的办法。一切工厂企业必须严格实行劳动计划,不得自行招工。全国军政机关必须精简机构,不得增加人员。凡属被精简的人员,必须有妥善的工作安置,否则留在原机关不动。一切被分配到下层单位或其他地方工作的人员,应当服从政府的调配。”(23)《陈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二)共产党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厉行节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在陈云看来,节约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人在成为国家的管理阶层后逐渐变质、以权谋私,引起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陈云对此深恶痛绝。1951年他在全国财经会议开幕式上强调:“财经部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是严重的,必须引起重视。”(24)《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87页。1954年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又告诫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25)《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3页。。对于一些官员带头贪污受贿的行为,陈云主张要按党纪国法严办。1982年陈云在中央纪检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广东一带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26)《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274页。
陈云还提出了厉行节约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曾一度流行“不吃不喝,经济不活”的歪风邪气。陈云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27)《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陈云还在中央纪委常委会提出的《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28)《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根据陈云的这一指示精神,中央纪委发出了《关于坚决纠正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的通知》。《人民日报》也刊发了题为《党的纪律不能“松绑”》的《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
陈云特别重视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80年陈云谈到党风建设问题时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29)《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1985年陈云在同王鹤寿、韩光谈话时进一步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30)《陈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41页。同年,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要重视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他指出,之所以发生一些共产党员“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31)《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的问题,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放松和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作用被削弱有很大关系,必须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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