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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失求诸野”:从民间文学中吸纳母语文学的(2)
的确,汪曾祺的创作不仅构成母语写作的一种潜在的价值立场,而且释放出非凡的文化能量和审美效果。问题还在于,面对母语文学传统时他既不虚无又不保守,而是在这个基础上顺乎自己的性情和气质,通过心灵的滤析而自出机杼,以一种健康平和的心态吸收其精华营养,对于母语文学进行了选择性再造。有研究者将汪曾祺的创作称为“现代韵白”,“汪曾棋小说的现代韵白语言,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凝结着现代文人认同情结的现代白话文形象。在这里,现代韵白,既可以看作是现代文人审美趣味的体现,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文人自我想象的一种方式。简而言之,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汉语形象,现代韵白,成为现代文人的一个镜像。”*周志强:《作为文人镜像的现代韵白——汪曾祺小说汉语形象分析》,《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
海德格尔之所以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为了强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各自居住在不同的语言之家中。时下是语言丰繁又混杂的时代,当汪曾祺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汉语言文学的最高水平时,他所守护的正是母语的本性和神性。他的母语写作“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且展示了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有必要申明,笔者以下论及的汪曾祺创作,指涉的是他1980年代以来的、通称成熟期的作品。一般认为,汪曾祺的小说、散文没有清晰的辨认界线,严格地说,汪曾祺的创作应该是一种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混杂的叙事性文本。故而,笔者在阐述中也无意去区分何为小说哪是散文,而是将其统称为“创作”和“作品”。
二
汪曾祺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一个聚焦点。已有人注意到,汪曾祺1980年代一系列新作都是对1940年代旧作的重写和改写。诸如《异秉》《职业》《蔡德惠》《日规》……等等。实际上,《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徙》等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某种程度上都是汪曾祺对从《鸡鸭名家》就开始蕴蓄于胸但因时代阻隔未能畅言的“菰蒲深处”(他将以高邮为背景的作品结集为《菰蒲深处》)情事的续写、补写和重写。*郜元宝:《汪曾祺的两个时代及其他》,《中国作家》2009年第7期。笔者以为,重写和改写可以视为他求诸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创作症候。比如《异秉》,在1948年的初写稿中,其中的人物只有王二,着眼点也仅仅局限在王二的发达史和“异秉”上,文本的社会辐射面较窄。改写后的文本以一个熏烧摊子和一个药铺为观照点,除了王二外,保全堂的陈相公以及食客张汉也刻画得形象鲜明,将民间社会的喜怒哀乐展现在文本中。尤其是王二,汪曾祺让他从一个赋有“异秉”的“奇人”退回到了一个富有民间生活气息的“常人”。民间日常生活在他笔下充满了趣味和生机。
按照陈思和先生所说,“民间”包含“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和“审美的文化空间”两重涵义,两者之间既相联系又有所不同: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审美的。*陈思和:《鸡鸣风雨》,第3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应该说,语言是一切文学元素最后的凝聚,对文学的影响如果落实到语言就说明这种影响的深入。汪曾祺深明其中真义:“中国的说唱文学、民歌和民间故事、戏曲,对我的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主要是在语言上。”*郜元宝:《汪曾祺的两个时代及其他》,《中国作家》2009年第7期。以此观之,他将“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和“审美的文化空间”予以融会贯通的是母语写作方式。“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具有‘返回到民间生活世界’与‘为生活世界去蔽’的双重内涵,如果说前者体现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内涵,那么,后者则更体现出其诗意追求。”*杨红莉:《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诗性结构》,《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汪曾祺力图用文学的形式恢复并彰显民间生存方式和民间生活状态,又并非再现那种粗糙毛茸、质感无序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母语文学智慧对民间文学语言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和提升。也因此,一方面,他的作品语言畅达优美,极富民间文学语言的口语化色彩,和作品中人物的民间文化身份极其协调、统一。另一方面,他“写”民间的俗态俗情俗相,其眼光其笔触却没有庸俗的气象。他在“有意味”的笔墨里平静地写出芸芸众生的一切,言语的背后搏动着母语文学的精魂。
文章来源:《资源节约与环保》 网址: http://www.zyjyyhb.cn/qikandaodu/2020/0919/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