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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失求诸野”:从民间文学中吸纳母语文学的(5)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延续下,“民间文学”其后与激进的左翼文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体现在与“革命文学”有关的“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乃至“民间大众”成为特定的复合型话语概念。与五四时期不同,左翼文人意识到民间的语言、艺术对文学的创作的意义所在,不过这种联系是以“革命”而非“启蒙”为纽带。左翼文人对于“民间”和“大众”问题的重视,促进了人们对民间文学的热情,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在五四时期创刊的《歌谣》周刊的复刊,试图为“大众语”的建设提供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瞿秋白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长文,总结了新文学运动的得失并激烈抨击其根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大声疾呼,要发动“第三次的文学革命”来建设“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学”。他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语言大众化。瞿秋白们急于把他们认定的“失败”的语言转化为一种胜利的语言,“正是在这种乌托邦冲动的驱使下,大众语运动很快与汉语拉丁化运动合流,把实现大众语这一目标与消灭汉字等同。”*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花城》1998年第5期。当“大众语”运动发展到“这个革命就是主张真正用俗话写一切文章”,*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8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1930年第2卷第3期。时,这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来说,不啻于一种灾难性的逆变或“革命”。
总之,“大众语”从艺术形式层面的语言问题——用“大众化”语言取代非“大众化”语言,进入了更为内在的层面——创建一整套话语秩序、涉及思维方式、文化意识、价值立场等多方面问题。而走向“民间”才是文学获得“大众语”的根本途径。简言之,面向“大众(语)”也就是走向“民间(话语)”。
1940年代文学的“大众语”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从民族形式的讨论直到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提出向工农兵学习语言。延安整风的一个重点就是“整顿文风”,而“整顿文风”把“大众化”定格为“工农兵语言”,并作为“进化”着的“革命”文学的话语导向。及至1960、70年代“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论断,文学“大众语”真正关心的是对言说和写作进行有利于革命的改造和控制,而不是现代汉语写作多元发展的诸种可能性。问题的关键是,这不是一般的文学写作,而是意识形态话语的转述、复制和集体生产。
有鉴于此,汪曾祺极力倡导语言本体论,诸如“语言本身是艺术,而不是工具”,*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8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17、22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便是对“大众语”现象的反拨——由“大众语”的工具形象向艺术语言的审美本体形象转化。诚然,与其创作同期的作家也有关注语言本体论的,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从“大众”与“民间”的同义关系着眼,自觉从民间文学中寻求语言资源以促进汉语文学的形象转化,重建以母语文学为皈依的语言写作范式。
有论者在对汪曾祺与赵树理做出比较后辨析了两者吸纳民间(文学)语言的本质差别,笔者深以为然。赵树理于1950年代、汪曾祺在1980年代分别写过同名小说《求雨》。赵作把民间向龙王“求雨”的民俗和共产党员领导的“开渠”对立起来;汪作则写儿童们自发地走向街头虔诚地“求雨”,通过“求雨”描述了农家儿童对艰辛生活的理解,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信心。赵作以“开渠”获得成功而“求雨”以失败告终;汪作中儿童们的“求雨”如愿以偿,瓢泼大雨为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概言之,在对同一个民俗事项上赵树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其政治意义,汪曾祺从人的民间生存的角度发掘其审美价值,从赵作的政治主题拉回到了民间生活和人的生存主题。*杨红莉:《汪曾祺小说“改写”的意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不仅如此,与赵树理的“大众语”写作基本上是一种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命题规范了的语言不同,汪曾祺除了从民间(文学)话语中寻求语言资源外,更致力于一种以语言本身为目的的言说,而且,它背靠母语文学的审美神韵并充分融和了古代语言的意韵之美和民间口语的畅达之美,以“韵”化“白”来创生、重构文学母语的形象。
文章来源:《资源节约与环保》 网址: http://www.zyjyyhb.cn/qikandaodu/2020/0919/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