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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失求诸野”:从民间文学中吸纳母语文学的(4)
在偏重于小说型的叙事文本中,汪曾祺无意于雕琢、冗繁、艰涩,乃至带着翻译腔的欧化写作方式,也不在乎注重人物的性格尤其是心理描画,以及故事情节的因果组合的西方小说模式。他之主张“小说是回忆”*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461、16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气氛即人物”,*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461、16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其实便是对欧化写作的一种反拨。
汪曾祺写得最好的作品是存储于记忆中的故乡高邮和西南联大时期昆明的风物和人事,而“回忆”作为其文本中审美体验和人生体验的基本方式,又总是和“气氛即人物”相联系的。“读他的作品,总感到有一般流曳飘忽的情调或韵味灌注其间;他笔端的人物就弥漫在由情思和意绪所运化的美的氛围之中。”*邓嗣明:《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至于他文本中屡屡被人称道的闲笔式行文之法,其实也是情思和意绪驱动的结果。故而,在其作品中那些取自民间话语的、看似简单平淡的语言,一经作者的“苦心经营的随便”,*汪曾祺:《自报家门》,《作家》1988年第8期。便形成顾盼生辉、前后呼应、浑然天成的艺术世界。
在《受戒》的结尾作者标明写的是“43年的一个梦”。梦一般的回忆是一种远距离凝望、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当作者按照回忆来营造文本时,展现出一种随意而从容的行文姿态。先是点染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牵扯出人,中间碰到什么就会绕进去写几笔……作品中没有华丽、冗繁的语言,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悲观离合的人物情感——这些在常规化小说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皆被浸润着作者主观感受的情思和意绪——一派远离尘嚣纷争、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审美氛围取代了。《大淖记事》亦如此。他以一种散漫的、闲笔式方式对围绕在“大淖”四周随手拈来的种种生活场景进行随意的排列组合,让所有的人和事在一种天长地久的回忆中显现其独特的意味和情态。
在汪曾祺的“回忆”性创作中,他反复强调所写的是旧社会的人与事,但“旧社会”这个时间概念也并非实指而是概指,在作品中只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只能通过非原生性时态的“回忆”来表达。他借此把特殊的经验与人事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放出来,在回忆中将它们演化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简言之,以民间文学语言写小说就决定了它们首先表现为独特的语言形象。正是在这种语言形象上表达物象和情感的具体形态,致使他的文本没有起、承、转、合,没有绵密的针脚,没有接榫合缝的营构。他将自己的文气贯穿其中,也将一个现代文人的生命体验与母语写作附着在一起。
所有这些说明,“汪曾祺的小说写作更强调以鲜活的口语来改造白话文之‘文’,一方面使书面语的现代汉语有了一个新面貌,另一方面使汉语的种种特质有机会尽量摆脱欧化语法的约束(完全摆脱自然是不可能的),得到了一次充分的表达。”*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花城》1998年第5期。进而言之,汪曾祺诸如此类的写作,不仅体现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关怀精神,而且调和了民间话语和文人话语、知识分子话语的对立与冲突,既是对文学语言日趋欧化的克服,又是母语文学现代性纬度上的成功范例。
三
对“大众语”的疏离和反拨是汪曾祺创造性纳用民间文学语言的另一着力点。
在某种程度上,“大众”与“民间”具有同义关系。“大众文艺运动的民间走向是有目共睹的,无须多谈。……从20年代末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就非常自觉地代大众立言,而且很积极地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这就形成一种合力,使更多的作家走向民间,向大众靠拢,加快了文学民间化的进程。”*李新宇:《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化走向的反思》,《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如果说,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倡导的“走向民间”与启蒙“大众”是一致的,那么,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大众语”运动出现在1930年代初期。“大众语”运动发起人陈望道等的初衷是保卫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果,胡愈之更道出了“大众语”的本质是用大众意识去颠覆白话文学以降文化精英和民间大众之间的启蒙关系。概言之,“大众语”运动固然是为了进一步促进白话文学大众化转变,但另一方面,“大众语”运动仍然没有脱离五四启蒙语境——“大众语”被当作最为通俗有效的启蒙宣传工具,被视为有利于新的文化思想信息传播的语言形式。显然,启蒙对象是民间大众。
文章来源:《资源节约与环保》 网址: http://www.zyjyyhb.cn/qikandaodu/2020/0919/504.html